青海新闻网讯可能是因为前些日子写的一篇短文里提到过昌耀的缘故，丽一嘱我在逝者十五周年祭日来临时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说，我既不熟悉，也没有研究，恐怕不好写，也写不好。但她依然坚持，说就把上次提到的话题略微展开一下即可。不好再推辞，便应承了下来。写一个人，尤其是写一个人的纪念文章，尤其是纪念一位像昌耀这样杰出的诗人，只有两种人有资格去写。一种是他的故人，一种是对他的创作有深入研究的人。而我显然不在其列，所以，我从不敢写昌耀。在我看来，整个当代中国诗坛上，昌耀是一位无可替代的重要诗人。如果让我列出一串最杰出的中国当代诗人的名字，我会把昌耀的名字列在前五位，甚至更靠前一些的位置。由此可见，他的诗歌在我心里的分量之重。昌耀前期的作品多以高原风情为基调，以即兴抒情为主，曲调不复杂，而后期则多以复调式、回旋式、多重奏的交响为主。前期是明快凝练的吟唱，后期是孤绝凝重的奏鸣；前期抒发诗情，后期泼洒诗意。最后，昌耀似独立荒原向天问：前世今生的诗，来生有谁曾读？说来有点荒唐和不可思议，我与昌耀在同一座城市里生活了近十四年之久，竟然从不曾谋面。原来我想，迟早有一天一定会见到他，然而，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年代，常有诗人突然离世，比如顾城和海子，比如骆一禾和戈麦等等。也许是因为一直在读他诗歌作品的缘故，听到昌耀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之后，我确曾陷入过深深的怀念，就像他是我的一位亲人。我的印象中，人们真正开始关注昌耀的诗歌作品已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了，我也是从那个时期才开始读他的诗歌作品的。那个时期，他发表了《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等一批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作为一位当代重要诗人的地位。我在这篇短文中写道：“我曾在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用心抄写过这首长诗(指《慈航》)—我抄写过这个时期昌耀发表的所有诗作，每一个字都写得非常工整。尽管此前我也读过昌耀的诗，但从不曾如此震撼过我。昌耀的诗，自此一直在我的视野中，至今没有淡出。不仅因为诗歌，还因为故土青海的缘故，我对昌耀的喜欢里有某种前定的因素在。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所读到的昌耀的诗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篇……多年以后，我在南中国的海边听一位湖南诗人背诵很多昌耀的长诗时，曾感动得热泪横流。”后来，我翻出当年的笔记本，查阅那些杰出的诗篇—虽然，从书架上的《昌耀诗文总集》或《昌耀抒情诗集》查阅会更加方便，但是，我依然觉得，手抄的文字更能看出我当时的心境。我抄写的昌耀的第一组诗是《诗五首》，抄自《星星诗刊》1985年9月号“我的诗探索”专栏；我抄写的第二首诗，便是他著名的《慈航》，发表在同年同月的《西藏文学》上；我抄写的第三组昌耀的诗是《青藏高原的形体》，原载1985年11月的《诗刊》……在整个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中，我只抄写过昌耀的诗，由此可见，昌耀的诗对我的影响之大。 摘掉荆冠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眺望旷野里气象哨雪白的柱顶横卧着一支安详的箭镞……但是，在那不朽的荒原—不朽的那在疏松的土丘之后竖起前肢独对寂寞吹奏东风的旱獭是他昨天的影子？不朽的—那在高空的游丝下面冲决气旋带箭失落于昏溟的大雁、那在闷热的刺棵丛里伸长脖颈手持石器追食着蜥蜴的万物之灵是他昨天的影子？—摘自昌耀《慈航》读到这样的诗句，你不可能无动于衷。昌耀似乎是突然闯进我的视野的，虽然此前我也曾零星地读过他的一些诗，但在我看来，那大都是一些即景式的小作品，诗歌意义上，真正大气磅礴的作品还没有诞生。他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955年9月，最后的作品写于2000年3月15日，而从1967年底至1978年8月的整整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写下一个字。虽然，此前他已经有二十五六年的创作经历，但是，那些作品却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孕育和催生的过程，就像火山爆发前夕的寂静。后来的创作证明，他显然具有这样的爆发力。我曾满怀敬畏和虔诚，反复品读昌耀早期的那些诗作。我感觉，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间，他就像一个孤独跋涉于荒原的歌者，也许只有荒原听到了他的歌声。他摘掉荆冠，从荒原走来，声音已经嘶哑，因而更加悲怆和宏阔有力。那个年代西方现代派诗潮已经在开放的中国汹涌，其中有一首诗给中国诗坛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记，那就是托·斯·艾略特的《荒原》。它是战后人们精神幻灭的缩影，是诗人在一段濒于崩溃的经历之后，写成于瑞士。庞德引用艾德里安·蒙尼埃评论德彪西《普莱亚斯》的话说它也适用于《荒原》—我以为，它同样适用于《慈航》：听着它，人们很难抑制泪水—“如此神秘地令人激动。”在我看来，《慈航》就是汉语世界里与《荒原》同样具有久远启示意义的伟大作品。昌耀以及艾略特们让世人懂得，每一位杰出的诗人都有一片只属于自己的荒原。因为他们，荒原不朽。在读昌耀的诗歌时，我曾想象过，他蛰居于一间斗室，出没于街边小餐馆时的样子，既像一个青铜时代的斗士，也像一个商品时代的囚徒。燎原称他是“高地上的奴隶和圣者”，可能也是缘于这样的考虑。他是圣者，也是囚徒；他是行僧，也是奴隶。也许一颗强大的心灵某种意义上会导致肉身的孱弱，由此而构架的精神世界甚至将他的物质世界挤压得难以安身。一边是燃烧的激情火焰，一边是孤独的绝望悬崖，昌耀的一生都在这种境地中踽踽独行。前面是不朽的荒原，身后是漂泊不定因而悲情孤苦的影子。于是，他听到了。听到了土伯特人沉默的彼岸大经轮在大慈大悲中转动叶片。他听到破裂的木筏划出最后一声长泣。—摘自昌耀《慈航》某种意义上说，我之所以选择青海作惟一的栖居之地，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的故乡，还因为它孕育了昌耀或者说昌耀的诗歌精神。我以为，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可以抵御所有的诱惑甚至扭曲和沉沦。可是，有一点我没有想到—一开始，可能昌耀也没有想到，那就是这样的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并不是以诗歌的形式，也不是以栖居的形式，而很可能是以酷刑和囚徒的形式兑现的。我曾经以为，我之所以读诗和写诗是因为自己曾经种过麦子的缘故—因为它们都是分行排列的。我还曾以为，我之所以喜欢昌耀和他的诗歌是因为青海，后来才发现不完全是—因为即使昌耀没有生活在青海，只要他能创作出同样杰出的诗篇，我们同样会喜欢。因为，我们之所以坚持读昌耀不仅因为他属于青海，更因为他属于整个世界。世界意义上昌耀诗歌精神的不朽才是值得铭记的。而在今天，我们读诗和写诗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诗人，但我们还能喜欢诗歌，却一定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昌耀这样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诗歌精神无异于信仰，它不仅需要虔诚的追随与皈依，更呼唤殉道者赴难的自觉与救赎。“诗是崇高的追求，因之艰难的人生历程也得而显其壮美、典雅、神圣、宏阔的夺目光彩。就此意义说，诗，可为殉道者的宗教”(昌耀语)。昌耀让我们懂得，真正的诗歌并不一定是分行整齐排列的文字，它甚至可以是随意挥洒的万千意象。他让我们读到了当今时代一个诗人可能企及的一种崇高境界和苦难命运诗意抒写的极致。如果将他的作品串连在一起，就是一部灵魂挣扎、受难并最终走向自由的史诗。他离开之后，还留下了一些未及最后完成的残卷，那些突然断裂、或者戛然而止的绝响让后来者看到，假如那些作品得以最终完成，他或许可以成就更加光荣的诗歌梦想。是的，我不想用理性的眼光和批评的精神评判昌耀的诗歌，或者说，我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只想用感性的甚至带着一定温度的文字，对他曾经的存在表达我的敬意—当然，他的诗歌以及他所代表的诗歌精神必将恒久地存在下去—如若不然，那不仅是诗歌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考虑到这一点，我不想列举更多的篇目来点缀我的文字。作为一个人，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诗人，对很多人来说，他却依然活着。而更长远地看，对过去的世界而言，他曾经存在过；对现在的世界而言，他依然存在着；对未来的世界而言，他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在又一个旷古后的未来，我们不复认识自己的子孙”(昌耀语)，但子孙们一定会记得些什么吧。想到这些，我仿佛也走在一条路上，一条昌耀们曾经走过的山谷乡途。于是，想起他的一首诗《在山谷：乡途》，末尾的两句是：“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说不定，那黄铜茶炊就在前方不远处等待我们抵达。于是，感到温暖。